在解除了关于中川的种姓问题的误会之后，倒是再没发生什么大事情。因为李谦事实上完全了解下一步该干什么，所以只需要让打杂的把数据什么的准备好，后面很多事情都好办了。至于出成果的事情，当然是夏尔马和中川将他们的活交到了李谦的手上，然后再在李谦手中来成型。这也是防止成果不慎泄露出去，以至于被人家抢去了的手段。而且，以中川和夏尔马的程度，李谦觉得他们也偷不走什么。老实说，一个本科一年级，一个本科三年级的，李谦觉得自己居然还愿意带着他们，而且将来的一些前置的小成果上面还能让他们带上一个名字——“我果然比我的导师有良心多了。”
假期过的很快，不过在假期结束之前，李谦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份研究成果，这是关于准数分解的一些补充性的东西。这是对艾米·诺特在准数分解方面的研究的一些补充性的东西，不算太重要，也没有什么开创性、讨论性或者普及性和突破性。对于像艾米·诺特或者他的朋友希尔伯特那样的大数学家来说，这样的研究成果是根本就不值一提的，顶多，算是助手级别的成果。很可能直接就让助手作为第一作者去发表了。但是对于一个仅仅只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却已经是非常的不错的成绩了。
这样的论文当然不会有什么在权威刊物上发表的机会。但是，至少在本校的刊物上发表出来还是可以的。另外，李谦还写了封信，就这篇论文中还留下了的一点尾巴（为了引出后面的一些有意思的方向而做的准备）向艾米·诺特请教。
所谓的“请教”当然是假的。主要是要借此给人家留个印象，也算是和欧洲数学界的大佬们扯上一点关系。而写信给艾米·诺特，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她独特的身份。
艾米·诺特是一位女数学家。如果她是二十一世纪的人，那简直就是整个数学界活着的珍宝，是无数的女性的榜样。但是在这个时候，男女平等这东西，那还是该死的布尔什维克的异端邪说呢。对于欧洲的有些家伙来说，凡是布尔什维克支持的，就必须反对。
布尔什维克既然主张男女平等，主张同等的劳动的权利；那么一些正人君子自然就要对此加以反对。他们觉得女人什么的，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在家带孩子。因为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做成的，而大家都知道肋骨上面的神经很少。所以女人天生就该没脑子。这是上帝的意志——写在圣经里面的！
但是艾米·诺特却以一个女人的身份，闯进了被视为最高的智慧殿堂的数学界，而且不断的做出兼具开创性、突破性、极端重要性、极具讨论性、极具推广价值这五条标准的伟大发现。她在数学上放射出的光芒甚至让人想要装瞎子都不好装了。于是她自然就越发的让有些人痛恨。
再加上她还是一个犹太人，这就更不可容忍了。1916年，在希尔伯特的邀请下，她来到哥廷根大学，担任希尔伯特的助手。非常欣赏她的才华的希尔伯特，很想要在哥廷根大学帮她弄到一个助教的位置。
放在后世，一个像希尔伯特这样能鄙视爱因斯坦数学太差的大牛，要在自己任教的大学里面，给自己的助手，而且是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的助手，弄到一个助教的位置，那简直简单得都不用自己开口了。但是在这个时代，希尔伯特居然在这件事情上碰了一个大钉子。
这个时候得哥廷根大学并没有数学系，数学系算在哲学里面。结果在会议上，一帮子家伙坚决反对将“神圣得教职”交给一个女人。气的希尔伯特在会议上拍着桌子大发脾气：“我简直无法想象候选人的性别竟成了反对她升任讲师的理由。先生们，别忘了这里是大学而不是洗澡堂！”
但是，希尔伯特要发脾气，大家就让他发脾气；希尔伯特要拍桌子，大家就让他拍桌子；希尔伯特要骂人，大家就让他骂人。（反正挨骂完了，要脸一点的，回去吹：“今天开会，希尔伯特教授骂我了。”不要脸一点的就直接吹：“我和希尔伯特教授就某个重要的问题发生争执，我们在一起谈笑风生……”）但是大家到了投票的时候，就是毫不犹豫的投反对票。
最后，希尔伯特教授好歹和哥廷根达成了妥协，希尔伯特自己出钱，聘任艾米·诺特担任他的“私人助理”——是的，哥廷根大学不肯支付她的工资。他们表示，他们可以给希尔伯特更高的工资或者补贴，但是给一个女人发工资，那会让学校的投资人生气的。
至于在哥廷根上课，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她只能以希尔伯特的名义上课。嗯，基本上就是：“童鞋们，今天的内容太简单了，就让我的私人助理来给你们讲吧。”
两年后，因为艾米·诺特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在一篇论文里，诺特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给出了一种纯数学的严格方法；而另一篇论文有关“诺特定理”的观点，已成为现代物理学中的基本问题。
如果是一个男人，有这样的成就，早就该成为教授了。但是艾米·诺特是女人，所以，她只得到了一个讲师的位置。但这已经是巨大的突破了。
直到21年，艾米·诺特完成了完全符合了五条标准的《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