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一直至周，再到春秋初期，其战争的模式都是“君子之战”，直白说，就是从战车到甲士，从甲士到普通步卒有一个算一个身份最起码是国人，而作为战争的主力的战车和甲士，身份起码是士族。
这就带来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就是双方都是血统尊贵的人，并且说不准也都沾亲带故，因此，交战的时候，就和春秋之后的打法完全不同。
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都是贵人，装备很好，很难一下就打死；一方面则是，抓住他们之后，活的可以换取赎金；再一方面是更客观的原因，这年头可没有民族主义，国家的含义也很狭隘，这些可都是懂一些文化知识或者武艺的人才。
今天是阶下囚和奴隶，指不定明天就身配一国相印（如百里奚），不讲规矩下死手就很容易结成死仇，而且对别人不下死手，对自己也是好事，大家都是尊贵的神灵苗裔，和那些低贱的野人甚至国人炮灰是不同的。
最后，则是因为武器装备的关系，战车这玩意儿虽然冲击威力巨大，但是对于地形，阵型和用法的要求也很高，为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双方的战车力量，战场的挑选和作战的过程，双方就必须维持一定的默契，耍小聪明的普遍下场反而是被对面碾死。
因而此时的战争十分的彬彬有礼且遵守礼法规矩，当然，随着宗周衰退，诸侯崛起，诸国争霸的大环境一来，面对生死存亡的问题，这种利益和规则就荡然无存了。
后人曰：春秋无义战，一是指开战理由，互相攻伐往往缺乏大义，也不怎么师出有名（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我蛮夷也~.jpg）。
其次，就是指战争的方式开始逐步变得残酷且不讲规矩，宋国试图讲规矩的下场就被对手碾死了，由此前例，其余诸侯自然是不怎么讲规矩，而这种不讲规矩到战国后期，上党之战的时候达到巅峰，也造就了赵括纸上谈兵之名，同时，也使得古代的兵法整体往前大大的发展。
那么既然是讲规矩的战斗，那么就由不得商王子受乱来了，他很想在对面没排好阵列的时候，趁着对面混乱直接擂鼓进军，几万商军就是没有任何组织度，踩都能给对面踩死了，但是不行，诸侯们不会听从这种命令，商军军将也会很疑惑。
也很想对面还在渡河的时候，直接放箭，给对面表演一下什么叫半渡而击，使其前后军脱节，再以车队拦腰交错一波打死，然而也不行。
最后，非得等双方都休息好了，在开阔的平原上排列开阵势，互相誓师，宣读对方的罪状，唇枪舌战一番，双方使者回营，再擂鼓冲击。若是一方擂鼓进军，另外一方不做回应，则也不能直接攻击对面的阵型，只能吓唬一下，退回去，再擂鼓。
一轮冲锋之后，双方需要收拢队伍，重新整队，然后再冲一轮，宛如一个回合制的游戏，某种意义上来讲，最早的回合一词搞不好就是这么来的。
因此，才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说法，真要是不讲规矩，根本不给曹刿面子，以重战车为先锋，直接碾，以当时的步兵阵，在缺乏超长枪之类的反冲击装备下，就不是再而衰，而是一鼓作气直接扬了。
开玩笑，不讲规矩的话，一边是飚到最大速的战车，一边还在原地站着没动，根本顶不住的，战车这玩意儿冲阵的威力比后来的重骑兵都恐怖，只是因为对于战场环境很挑剔，所以被更加灵活的骑兵淘汰。
【然后戚继光就把火炮搬上去了，给人表演了一个大人时代变了但是没完全变】
当然，完全不应战的话，虽然在战术上可以消耗对方的体力和锐气，但是在战略上自己也很容易被嘲笑，甚至己方的诸侯贵族也不一定那么听话。
好不容易，冗长的前（）戏完成之后，子受以为可以直接长驱直入，直捣黄龙，结果还不行，因为双方得派出步卒和苦力把战场上的石头给弄走，不然不公平——子受觉得，还是双方贵族害怕摔死，被俘虏的话，只是赎金问题，摔死可就事情大了。
一直到日中，双方才开始正式进入准备交战的状态，不得不说，真他妈的公平，日头正中，不会晃到任何一方的眼睛，然后就开始干架。
子受和对面的首领都没在最前面，而是在正中间，一方面他的路鼓是全军指挥信号，在前面的话，鼓声容易和对面的鼓声混在一起，难以分辨是谁家的命令。
另外一方面，不是每一个商王都叫子受，也不是每一个子受都他妈可以放不科学也不魔法的光剑，冲最前面一不留神人被俘了，那可就直接乐死了。
路鼓敲响，持缰绳的恶来挥舞马鞭，六匹骏马加速飞驰起来，劲风扑面，于王车架前则是犬中二车，为王前驱，如打猎时的猎犬一样带着手下数乘战车形成阵列锋尖。
站立于驭者身后的贵族开弓放箭，此时贵族的必修课就是射箭，一直到宋代都是君子所必学的科目，武士近卫持戈与盾，在战车交错的时候，将对手勾下车来或者是扯到自己的车上。
前者自然是寄了，后者则是被俘，而担任这个职务的武士大多武艺娴熟，可以精确的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