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李谦对于局势的分析，并不全是源自于他自己的观察，这当中，有不少的分析，其实是伍豪他们的。而伍豪能弄得这样清楚，一个原因是他和法共有联系。
在欧洲，除了俄共之外，就属法共和德共力量比较强了。这个时代，他们都有着合法的身份，很多很多人甚至还担任着诸如议员或者是地区议员的职务。相形之下，俄共在造反成功之前，可是没有这样的地位的。
这样的地位当然带来了不少好处，但是也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既然能够进行更安全的合法活动，议会斗争，那么谁又愿意去走一条艰难的，充满危险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呢？虽然这些**的党章上依旧保持着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的条款，但是有了议会路线这条更安全的道路，又有多少人真的能下定决心走一条更危险的道路呢？事实上，最终能获得政权，真正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党，基本上都是没有合法道路可走的党。
既然有合法的议会斗争的机会，虽然理论上，法国**以及德国**的最终目标都是通过“革命”的手段来推翻资产阶级政府，但是在实践中，却越来越依赖于合法的议会斗争，而议会斗争也成了主要的斗争方式，议会选举，也成了党的最主要的工作。
按照俄共的看法，这当然是错误的，但是这种方式也意味着他们会有不少可以用的媒体，这倒是非常适合李谦这时候的需要。而且，法国的泛左翼的力量其实相当强，甚至于在1934年，泛左翼的联盟人民阵线还获得过议会选举的胜利，并取得了组阁的权力。当然，在现在，左翼联盟还不存在，左翼的力量还远远不能和红色的三十年代相比。
法共的机关报“人道报”也已注意到了这桩事情，另外，一些边缘的左翼报纸，比如说同样出身于巴黎高师，只不过是法律系出身的社会党人安德烈 莱昂·布鲁姆的“人民报”，都开始关注这一风波。如果李谦愿意，他们也很乐意直接采访这次事件的当事人。
不过李谦知道，他本来只是被殃及的池鱼，如果法国的那些右翼愿意放他一马，哪怕吃点亏，那也就吃点亏算了。如果能够向他们投个降，磕个头，就换到人家把他当个屁轻轻的放了，那李谦觉得，自己好像也不是不能能屈能伸一下的。事实上他在这件事情上找曾琦帮忙，李谦想的就是，曾琦和这些人都算是右翼分子，说不定有一点香火情呢？
然而，左翼和右翼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左翼很容易达成跨国的联合，一个法国的左翼，很容易就会同情另一个国家的左翼，因为哪怕再修正的左翼，至少他们还是承认外国人，哪怕是落后国家得人也是人的。
但是右翼就不一样了，他们弄得不好连对方的人类身份都未必肯承认。而且带着民族主义特性的右翼，往往天然的看其他国家的右翼不顺眼。比如说，虽然都是右翼，但是一部分法国右翼认为他们是邪恶的异教徒，还有一部分则认为他们只是某种类人生物。
所以曾琦没帮上忙，倒真不是他不肯帮忙。
所以，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李谦都是想要投降无门的。那些右翼分子，要么根本无视他们会碾压了一个外国人，要么就觉得能够摧毁一个懂数学的外国人是一件很让人快乐的事情。
当然，站到左翼那边，也不是没有后患的，这时候，左翼的力量还有限，本身也经常遭到打击。加入他们，就算撑过了这个危机，后续说不定啥时候就会碰上其他的问题。
“但是，现在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吗？”李谦对自己说，“我记得某位可能真的是同性恋的经济学家说过这样的一句话：‘长期是一个伪概念，因为从长期来说，我们都死了。’现在我不能再考虑今后可能的危险了，这一步要是迈不过去，那就不存在今后了。”
李谦记得上辈子看《明朝那些事儿》的时候，看到过对明太祖朱元璋的一个评价，那就是朱元璋做事情有一个原则，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彻底。站队的事情也是一样，立场一定要坚定鲜明，首鼠两端的话，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抛弃掉的。
“既然要接受左翼的报纸的采访，要站到左翼的一边，那就不要怕得罪人，只有态度越坚定，论调越惊人，才越能吸引眼球，才越有传播上的价值，才越能获得左翼的支持。所以，也许我应该准备一点有足够的争议的暴论了。嗯，可惜‘北美奴隶主反人类种族灭绝匪帮必须被消灭’现在实在是用不上……”
两天之后，李谦便在自己的住处接受了包括“人道报”、“人民报”以及其他一些左翼或者中左翼报纸的采访。然后他的暴论便出现在了那些左翼的报纸上。
人道报的记者首先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李先生，您知道，最近在巴黎大学出了不少的事情，比如说您的导师，布兰科先生因为同性恋行为被捕，而有一些报纸还在暗示您也存在这种嫌疑，对此，您有什么要和我们说的吗？”
“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李谦首先开口道。大家听他这话，都以为他后面要说的是他对布兰科先生是个基佬感到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