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公元一六八四年冬，万众瞩目的大汉政府第一次科举正式拉开帷幕。自汉军在短时间内取得一连串的军事和政治胜利之后，这个科举在士林心目中的地位也渐渐沉重起来，现在稍微有点见识的人都能看清楚目前的局势，眼下整个黄河以北可谓处处战乱，而在这片广大地域内唯一上了轨道的也只有这个大汉政权，清廷现在流散在其他省份的地方政权在农民军的攻势下只是苟延残喘而已，基本上没什么精力去搞什么学问教化，士子们对这个残酷现实显然有了相当的认识，所以在汉军正式张榜之后大批生员涌入了北京城。
虽然林风来自后世，但他心中对科举这个东西倒没什么歧视。而且在他从李光地那里了解到科举的具体情况之后，对这个科举还产生了那么一点点推崇的念头。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其实也不是很陌生，当年他从大学出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吃父母的失业状态，所以也曾经钻过公务员考试的洞洞，两相比较之后，他惊奇的发现这个“科举”在几百年后居然还在中国得到广泛推行，实际上那些所谓的“破题、转、承、起、合”本身就是一种很典型的政治论文，而后世几百年进步所取得的成绩，也仅仅只是将壳子里面的瓤从四书五经换成政治、法律、时政和英语等一些乱七八糟的玩意罢了。
有了这个认识之后，林风不得不在新的角度来评估这个科举制度。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觉得这套官吏选拔制度从隋朝开始延续至今，倒也是演变得相当科学，仅仅就模式上讲，那确实是很难挑出什么岔子来。而唯一令人不满意同时也最令他这个后世人所诟病的，或许也就是那一个“八股文”内容。不过这个难题也最后被陈梦雷所揭破，在之后的日子里，这个康熙九年二甲进士让这个文盲大体上了解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
毫无疑问，儒学的那几套经典书籍自然是最重要的东西，就地位上讲被称做“立身之本”，然后作为知识分子摆谱用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什么也得学一些，作为“陶冶性情”之用，但是除了这些，所谓“经世致用”之学也得到了儒生们的高度重视——在后世的艺术作品中儒生总被刻画成智商三十以下的动物，仿佛除了会念几句《论语》训诫之外似乎什么都不知道，这当然是一种非常之不负责任的诽谤，经过林风对身边官吏的观察，他发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事实上这些儒生也是一个现实的社会群体，不管这样也还没达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这些自认对天下生灵负有责任的人们从来没有回避过社会现实，其中很多人在“农桑之学”上有极高的造诣，林风就曾亲眼见过有很多人能把《齐民要术》这本厚书完完整整的背下来，而稍微差一点的也能大段大段的背诵关于修水利和开垦方面的叙述。
综合了这些认识，林风心中慢慢有了自己的主意，科举这个东西确实是非常好的，只是这个考试的内容模式要好好修改一下，适当的提高农业、工业和商业知识比例就行了。这个时候他对后世的许多批评科举的论调充满了鄙夷之情，大伙都没考过科举，那你们凭什么指手画脚的大骂？！实际上他们所批评的那些东西大都与科举这个考试模式无关——人家科举只负责挑选出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充当官员预备队，而从来不负责这些人当官当得好或者坏。那一套官吏制度真正的缺陷属于干部使用不当，或者说缺乏很好的岗位培训制度，试想很突然的让一个没有任何行政经验的书生去领导一个县，那由此引发灾难性的后果自然也在意料之中。
不过这个时候林风倒也没胆子突然去对四书五经开刀，不说其他人是否能够接受，就他本人平日里也是满口圣人教诲，处处纲礼伦常，若是突然来个急转弯恐怕手下第一个反应就是主公发了疯。实际上眼下困扰他的并不是这些考试内容，而是考试模式。
北方政治上的巨变给这次科举考试带了几个难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场考试的级别——按道理来说应该是最高级别的会试，可眼下有资格参加考试的“举人”数量相对比较少，若是这么挑剔资格的话恐怕这次科举会变成一对一的单挑；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资格怎么算——从林风政权的政策上讲清廷原来的一切东西都在否定之内，那从这个法律角度来推算，这些所谓的“举人”“秀才”功名是否合法就很值得商榷了，所以这就引发了第三了问题——眼下汉军政府礼部衙门还没有开始办公，也就是说根本没有自己的“童学”制度，那这次考试是不是向所有的人开放？！——如果这么干的话，那士农工商的阶级秩序也就近乎崩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士林接受的。
经过几番商议，大汉政府的临时制度随之出台，因为这件事情是“儒家盛典”，所以看在圣人的面子上，清廷在这方面的过失暂时可以被原谅，本着学问为本的观念出发，大汉政府有限制的承认原清政府“举人”以下的功名，但眼下时局复杂，为怕有“奸邪小人”伪造功名图邀幸进，这次科举考试的制度做了很大改变——本次考试所有具有秀才资格的儒生都可以参加，考试分为三级，第一关是基本文化测试，难度相当于举人的省试；第二次是正儿八经的会试，过了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