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涛的话讲完了，全国各省、市、县的参会领导有些发懵，甚至有些忧心忡忡，他们从来没有听过措辞如此严厉的讲话。
庞大的政府债务不是某一任形成的，而是多年累积的结果，包袱多重、压力多大、难度多高，大家心知肚明，很多人的想法是得过且过，边清边欠。因为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问题可以留给下一任解决。但是，刚才的讲话说的明明白白，债务未解决，不得调离、提拔、使用，如果真执行下去，大家的压力太大了，谁愿意窝死在现在的岗位上？以后怎么进步？
领导接过话筒，沉声道：“针对地方债务危机，原本中央的意见是‘坚持不救助原则，谁家的孩子谁抱’，但鸿涛同志考虑到地方政府的难处，极力为大家争取，中央决定拿出一部分资金撬动地方政府清理债务。
越来越多的地方债务，且城投债还未包括在明面的统计内，有些地区的财政健康已岌岌可危。政府性欠账还与‘新官不理旧账’有关，前任官员拍屁股走人换地方当官，现任官员惯用的搪塞辞令是‘不了解情况’。背后的意味是，花钱搞项目产生的政绩被前任捞走，现任官员不愿意替前任还债擦屁股。
此外，鸿涛同志向我汇报时，说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刚才我没听他讲，这是给大家面子，我来讲！
虽然行政诉讼法已实施多年，但民告官一直没有摆脱‘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的尴尬。与政府打债务官司，可能陷入‘持久战’。政府干部出庭应诉也属‘公干’，丝毫不影响拿工资享待遇，社会群众打官司则必然耽误正常工作，若案子久拖不决，群众实在拖不起。还有，权力越轨不时出现，无论是向司法方面‘打招呼’，还是给与权力者过不去的人‘穿小鞋’，都可能让无权无势的要债者吃不了兜着走。正因为有上述主客观原因与掣肘，政府性欠款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恶例性存在。消除政府性欠债，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摆脱权力干扰，让债务关系回归依法执行的正轨，这考量着法治与限权的成熟度。
另一方面，鸿涛同志的一项意见提的非常好，要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那些不当决策欠下巨额债务的前任官员，必须实施终身追责与惩处，才能减少行政者乱借钱滥花钱的冲动。
同志们，人无信不立。对于政府，也是如此。政府要扞卫规则，就要以身作则地落实规则。倘若认为规则只是约束老百姓的，自己可以带头破坏规则，就不能怪社会负面情绪累积。
刚才，鸿涛同志提出的所有措施我全部同意，只要是清欠领导小组提出的人事任免建议，中央会第一时间研究，给予清欠工作最大的支持！对于严重拖欠的要列入失信‘黑名单’，严厉惩戒问责。对地方、部门拖欠不还的，中央财政要采取扣转其在国库存款、减少转移支付等措施清欠。
这件事情今天定下来要立即行动，清欠领导小组牵头，我会全程关注！”
各个分会场的领导，听完领导讲话后又是一惊，从来没见过领导在公开场合下明火执仗的支持过哪位领导的工作，其中意味耐人寻味！但无论如何，这次的排查摸底专项行动和清欠力度不得不让大家重视！
会议结束的时候，黔省委书记付代文急匆匆的走进黔省视频会议室，谨慎的坐在副书记魏学顺腾出来的主位上。
可能是有意识的，黔省的视频画面被主会场特写，付代文的举动让主会场看的一清二楚。
王鸿涛刚准备宣布散会，领导发问道：“代文同志挺忙的，这么重要的会姗姗来迟，希望黔省能领会会议精神，把清欠工作做好！”
付代文冷汗直流，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不停点头示意。
会议结束后，清欠领导小组召开王鸿涛接手后的第一次成员单位会议，国办副秘书长王民杰、工信部部长段长兴、国资委主任夏至也、人社部部长韩明秋、住建部长牛雄、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常乐参加。
王鸿涛微笑道：“以后要跟诸位一个战壕里战斗了，还请大家支持我的工作，我们齐心协力，圆满完成中央交派的清欠和治‘薪’工作。”
几人纷纷表态，一定全力支持国委工作，完成好本职工作。
王鸿涛继续说：“领导刚才表了态，‘今天定下来要立即行动’！这个会就是要抽人，32个督察组，要有32个带队领导，要硬抽人、抽硬人，级别不能低，要厅级以上才能压得住场子。国资委、人社部、住建部、审计署，每家出6人，工信部出8人。怎么样？没问题吧？”
审计署审计长常乐问道：“国委，副职、司长各管一行，很难长时间去搞专项工作，要的人数这么多，只能从副部级巡视员和一巡、二巡里抽。”
王鸿涛说道：“二巡不考虑，就在一巡和副部级巡视员里抽调。”
在中央机关，一级和二级巡视员的总额比例是12%，正部级单位一巡的比例不会超过5%，抽6到8人问题不大。
在经济待遇上，一级巡视员执行正厅级别的岗位、级别工资，待遇上会比副厅实职和二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