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君，司徒公前募诸员籍贯告身都录在此。此诸员我也都见过，纸外细情可以问我。”
长史贺兰德早已经在前堂等候，见李泰走来便连忙迎上汇报道。
“有劳长史。”
李泰点点头，接过贺兰德递来的名册翻看一下。
过去这段时间，高仲密一共卖出去七个公府掾属的职位，接受了大约在一千五百多匹帛的物货奉送。帛在关西的购买力还是挺高的，这价格也并不算低。
卖官的收获三分之二都送去商原乡里供李泰花销，其他的一部分则仍储蓄家中维持家计，可见高仲密也的确不是单纯的贪图享受才搞出这件事情来。
七名公府掾属，有两个华州本地人，其他的则是外州侨居的富户。
后三国时期，国与国之间人员流动很频繁，有的是战事所迫，有的是逃荒避灾，也有跨地域的商贾。
俗话说人离乡贱，这些失乡之众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获得特殊的关照，关西民风的排外，李泰也是深有感触。若能获取一个官职出身，有无职权都好，处境都会得到大大的改善。
更何况公府掾属也并不是什么卑下官职，北魏年间常为世家清流解褐之选，一者诸公、开府本就多为其世交亲长，二者这些府职也多清闲不累，活少钱多离家近，还能刷声望、搞社交，何乐而不为？
反倒是那些州郡长吏，因为事繁任重，不受世族青睐。
比如后世八柱国之一的于谨，便曾说过：“州郡之职，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须待时来”，宁肯悠游郡邑，也不肯出仕做官。
好不容易等到六镇兵变，于谨在平叛过程中得有出众表现，结果又流落关中，先后被贺拔岳和宇文泰辟为郡守与州长史，恰恰是他年轻时鄙视的官职。
不过如今的西魏时局也谈不上什么世族风流，大凡有才志者也都崇尚职权事功，这些袖手无事的公府员佐便也谈不上清贵羡人。
“请问长史，这些佐员若赴大行台听用，大抵会授给怎样职事？”
李泰对西魏的行政构架和规章还比较陌生，便又开口问向贺兰德，了解他们接下来前程如何，才好对症下药的加急培训下相关的吏能。
“大统以来，大行台便推重政治，体恤下民疾苦。编户授田，使人有耕，可谓无微不至。”
贺兰德先隔空拍了一个马屁，然后才又说道：“但今关西人才简朴，尤其州郡在治事员甚缺，亟待增补。公府满秩诸员，多发州郡为用。近年行台苏尚书又掌议尽地利、均赋役，计帐户籍须从头造起，州郡事员要勤走乡里劝农督课……”
李泰听到这里，便明白这些人大概会使用在哪一方面了。
苏绰之于西魏北周的政治建设意义之大，言其总工程师都不为过。他所提出的《六条诏书》，在后世也被论述诸多。
除了政治框架建设之外，苏绰对基本的行政格式的改变和创造也影响极深。比如他所创立的“朱出墨入”的记账规定，还有对计帐户籍的改革，对后世也都影响极深。
西魏国力本就是后三国最弱的一方，要在有限的籍民基础上实现政权长期稳定的维持，那么自上到下的一整套行政结构就必须要缜密高效。
计帐并不是单纯的记账，而是按照国家赋税规定将每一编户当年应缴的租调数额记录在户籍上，财政的审计具体到每一编户，所形成的一系列文书便被称为“计帐户籍”。
独立言之的计帐，就是政府当年租调税收的一个概括，以供政府行政量入为出。后世隋唐帝国对财政税收的管理，也都大体沿袭苏绰所制定的这一计帐基础。
西魏编户较之同时期其余两个政权虽然不多，也起码也得有几十万户的编户数量。每一编户便要造一计帐，其书写与整理汇总的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
现在可没有电脑联网办公的便捷方法，所有计帐文书都需要州郡县乡的官吏们计算整理、一笔一笔的写出，而且还要一式多份的抄写，以供大行台、州郡县乡各级官府留底核计，工程自然更加浩大。
贺兰德也说，这项工程从数年前便已经展开，但一直到目前为止，仍然仅仅只有关内核心州郡才能勉强完成计帐户籍的工作。
其他河东、豫西、陇右、陕北等地，虽然也归西魏朝廷统治，但却连编户基础都不完整，更加谈不上进行计帐了。
了解到这些后，李泰便也意识到宇文泰对基层行政人员的饥渴程度了。
因为人才的缺乏，该收的赋税收不上来，豪强勋贵兼并土地、部曲的传统又根深蒂固，这一状态若再不加扭转，财政形势只会更加的恶劣。国力越发衰弱，对外扩张更加无力。虽然贺兰德也不能笃言司徒府这些佐员之后会被安排到什么具体的岗位上，但在明白西魏眼下的行政困境后，李泰便决定优先加强这些人计帐公文的书写和算账能力。
一则，这方面的行政人才缺口最大，二则李泰也已经在庄园中进行相关的能力培训。
一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放。虽然说他家事务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