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阇那崛多
阇那崛多，属于印度佛教传播至中国，特定的佛教发展过程之一，译经阶段的外籍僧人。他本是印度犍陀罗国人，在北周时期跟随师傅一起到中国弘扬佛法，在那个时期将佛教经典翻译成汉文，是传播佛学最基本的途径。阇那崛多也不例外，到了长安以后，他们一众僧人在草堂寺一边传播佛学，一边翻译经文。但是，北周武帝为了扩充军备，打压当时富有的僧众集团，便下令所有僧人还俗耕种，大肆破坏寺庙，阇那崛多不得已便离开了长安。
后来，隋朝开国皇帝，杨坚代周立国以后，不但废止了北周时期的禁佛政策，更是大力弘扬佛法。于是，又派人将阇那崛多请回了中国，住在隋朝的皇家寺院，长安大兴善寺。当时的大兴善寺，本来就是帝都最大的佛经翻译场地，精通佛法的阇那崛多的到来，更是为译经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他再次来到长安一直到他去世的近20年间，共组织翻译经书192卷之多，成为了隋朝佛教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得不铭记的一位大德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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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达摩笈多
达摩笈多，同样是隋朝著名的译经师之一，同时他还是隋朝名头响当当的“开皇三大士”之一，作为到中国传播佛学的南印度罗啰国人，他同样是跋山涉水、历经艰难险阻，才于公元590年形单影只地到达长安。
笈多大师，达到长安之后，同样是住在皇家寺院，大兴善寺当中。开始的时候，他只是辅助阇那崛多进行经文翻译工作，同时根据自己所学向中国的僧人讲解佛学义理。后来，隋炀帝杨广单独为他，在洛阳的上林苑建造了一座经书翻译馆，直到他去世，经书翻译工作和佛学传播工作，始终在坚持，不但学佛的僧人对他推崇有加，周围的百姓更是对其尊重异常。几十年间，笔耕不辍、日以继夜，在他的带领下，共翻译经书达到9部4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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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彦琮
彦琮，是我国本土人士，作为中国佛教历史上的，佛经翻译主事中国第一人，他一生著述颇丰。彦琮自幼出家，聪敏好学，精通梵文，最开始跟随达摩笈多进行佛经翻译。在此过程中，他将笈多从印度东来中国，一路的所见所闻、坎坷经历记录成册，写成了《大隋西国传》一书。
后来，彦琮自己任佛经翻译主事之后，为了更好的弘扬佛学，将自己多年经文翻译过程中得出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制定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十条八备”经书翻译理论。自此以后，佛经翻译有了较为统一的翻译制式，终其一生，彦琮共主持翻译经文达万卷，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赞誉为“翻经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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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慧远
慧远，作为隋代中国本土高僧，在中国佛教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誉为佛门的“僧中之龙”。他不但精通佛典，更是胆色过人，在北周武帝下令僧中还俗、大肆破坏佛法的过程中，不惜性命，挺身而出，据理力争，虽然最后还是没有能够挽回废佛的趋势，但他不畏死亡护法的表现，赢得当世和后世无数人的尊重。
当然，作为齐隋泰斗，慧远大师在佛经翻译上的贡献及佛门学说上的贡献，也是极其重大的。在废佛令废止后，他先是到少林寺任主持，传播佛学，隋朝开国后，又住于大兴善寺，注疏佛经。在七十年的时间里，一共刊定译经一百多卷，并开坛讲筵，以自己独特的佛学见解，提出真性缘起的思想学说，成为了地论宗的代表人物，并为后世佛教八大宗之一的华严宗，开启了学说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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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智顗
智顗大师，作为中国佛教八大宗之一，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对于佛门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要知道，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几百年间，虽然佛教发展蓬勃，但同时也是斑驳不堪，各种理义学说层出不穷，没有统一。而智顗大师，则以大乘佛教经典《法华经》为中心，通过总结整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几百年间，所有的思想体系和佛教义学，提出了一念三千的学说。
不得不说，当时智顗大师的佛法学说，达到了佛教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高峰。通过将翻译成汉文的所有佛经，进行大量地、全面地综合分析、通力研究，他不但搞清楚了佛门学说的精髓，阐明了佛学思想要义，更是结合当时中国国家现状及本土宗教信仰，大胆新颖地将佛法推向了哲学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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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吉藏
吉藏，作为隋朝三论宗的大师级人物，却是历经了陈国、隋朝、唐朝三个朝代，且因为他佛法精深、佛教义理见识非凡，在每个朝代都受到皇家的推崇，在民间也是盛名卓然。
作为三论宗的实际创始人，吉藏法师一生不断地搜集佛教经典、并对其加以整理、注释、总结。因此，他能够广泛地涉猎，不同的佛教经典，先后为《中论观》《十二门论》等作注释，留下了近百卷的著作。通过这所有的经历，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佛教理论：观想念佛。终其一生，广弘佛法，先后教授佛门弟子千人之多，被后世称为“嘉祥大师”。
